鳩鵲，鷸蚌，瑜亮

文/申雁冰

By Laura Shen

本文作为台湾《Art Plus》杂志2017年11月的主题策划「新加坡/香港：星港双城」系列报道中的首篇概述，首次发表于台湾《Art Plus》杂志。

林鄭月娥7月1日就任香港特首後一個月，開始了海外官方訪問，8月2日抵達新加坡，把新加坡作為海外訪問第一站，與歷屆前任特首選美國不同，新特首選擇了新加坡這個與香港勢均力敵的「老對手」，多年來兩地「鳩鵲」、「鷸蚌」、「瑜亮」的關係再次引起關注。有趣的是，林鄭抵新第一天，不是會晤總理總統，而是在新加坡文化部長、女性政客傅海燕（Grace Fu）的陪同下，參觀了新加坡國家畫廊展覽、亞洲文明博物館的中國唐代沉船遺跡，還揭幕了舊國會大廈藝術館的攝影展「李福志：新加坡之子，香港攝影」（Lee Fook Chee: Son of Singapore, Photographer of Hong Kong）。香港林鄭月娥的旗袍和新加坡女性官員的娘惹裝，成為新聞圖片中奪目的風景，藝術成為展開外交活動最靈活的方式。今時今日，藝術與文化又對作為「東方雙珠」的星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？ 新加坡與香港如何在時間長河中此起彼伏、相互對照？

似乎在每一次危機與不確定的時刻，新加坡與香港都成為了彼此的鏡子，成為彼此丟失的那另外一個自己，代表著另一種可能性，一種生活在別處的幻想，本可實現卻無法得到的夢。1989年，對於因六四風波而惶恐未來的港人，新加坡是一方避難所，香港獲得了新加坡政府提供的2.5萬移民配額，引發了一波香港向新加坡流動的移民潮；2014年，香港被雨傘運動席捲，港人又一次想到了新加坡，設想香港何去何從，怎樣借鑒新加坡經驗，找到自己的道路。對視「一國兩制」為桎梏的香港而言，擁有獨立國家和主權的新加坡是一個理想存在，是香港羡慕卻無法實現的另一個自己。然而另一端的新加坡媒體，卻不斷報導新加坡人離開新去港尋找發展機會的成功故事，當新加坡人抱怨政府的嚴密監視、高壓管制和自由受限時，就會羡慕香港的自由經濟和言論環境，當在新加坡遭受排擠非難時，香港成了新加坡人的避難所：1997年，新加坡工人党領袖鄧亮洪因被李光耀控訴誹謗而破產，被迫流亡海外並在香港停留，在香港出版《鄧亮洪回憶錄》；今年6月在新加坡鬧得沸沸揚揚的李氏家族內訌，當事人李顯揚自稱面臨被驅逐的危險，被媒體拍到與妻子出現在香港，稱在港停留數日。香港最令新加坡羡慕的，恰恰是香港渴望擺脫的「一國」，即中國這個龐大靠山，對於被林立穆斯林國家包圍的彈丸之地新加坡，需時刻警惕國家安全問題，渴望有大國依靠，一度失敗的新馬合併曾令新加坡陷入絕望。

香港夢和星洲之旅：赴港發展與下星洲

當潘迪華的《梭羅河畔戀曲》（Bengawan Solo）的悠悠南洋旋律響起，在新加坡熱鬧的中國城吃飯的周慕雲，接到蘇麗珍來自香港的電話，欲言又止的沉默，默不作聲的隱忍、渴望和無奈，都在香港那一頭的電話掛掉後，戛然而止。在憂鬱迷人的舊香港，周慕雲與蘇麗珍的情感從那張「幫我訂張去新加坡的船票」開始。去往星洲的船票，藏著百般依戀柔情，又是出逃苦悶婚姻、尋找愛情的理想島嶼。 彼時的星港，千絲萬縷，冷戰大背景和共同的離散華人身份，讓兩座離岸島嶼之城，即作為避難所的繁華香港和哼著馬來戀曲的迷人星洲，血脈貫通。

李福志的遭遇，是戰後無數南洋人的縮影。1927年生於新加坡的李福志飽嘗疾苦，從小被人收養，彼時下南洋的華人多是苦力，十分艱辛。1947年他遠渡香港討生活，作港口漁民。在做苦力間隙，李福志自學攝影，在香港山頂向遊客賣自己拍攝的香港風景照。這些黑白攝影，被媒體稱作「五十度灰的香港」，在這位南洋來的窮苦勞工眼中，戰後的香港百業待興，黑白影像中，這城市疏離又親近。李福志的攝影之路，代表了彼時星港的藝術交流狀態，在藝術之前，謀生是首要，彼時的兩地遠沒有今天這般發達，都在從廢墟中重建生活。

赴港謀發展，是彼時南洋華人流行的生存之道，也成就了許多成功故事，南洋人在香港實現了「香港夢」，許多成功的香港故事，特別是文化領域，都始發於南洋。這是因為，彼時的南洋還是窮苦的第三世界殖民地，在本就不富裕的南洋當地土著社會裏，作為外來者的華人生存艱辛，且多中國南方沿海諸省前來討生活的窮苦大眾，但香港卻是進入中國的門戶，中國戰亂使得大量內地資本家、高級知識份子、精英南來香港，資本雄厚，人力資源發達，緊鄰中國本土，市場廣闊。

輝煌的港產片的始作俑者，是從星洲北上的邵氏資本。邵氏主創人於1930年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，旗下經營多家戲院和電影發行，1938年更名「南洋影片公司」。新加坡是邵逸夫早期創業的發祥地，也是邵氏電影的另一重要創始人、邵逸夫妻子方逸華的發家之地，新加坡為邵氏電影打下雄厚基礎，直到1957年，邵氏電影才遷往香港，開始了輝煌的華語電影新時代。香港電影的發達之路，始於星洲的長期滋潤。

以言論自由、百家爭鳴而聞名的香港報業，同樣得益於星洲的滋養。香港歷史悠久的《星島日報》 以及同屬星系的《星島晚報》、《星島晨報》、《天天日報》、英文《虎報》等7份由「報業女王」胡仙掌管的星島報業，脫胎於南洋富商胡文虎1919年在新加坡創立的《星洲日報》，此外還有他在緬甸仰光、馬來亞檳榔嶼、荷屬東印度、泰國辦的《星仰》、《星檳》、《星巴》、《星暹》等星系南洋華文報紙。香港華語傳媒業的興起，離不開新加坡和南洋的培育，胡文虎兄弟在星港兩地均有虎豹別墅物產，見證了彼時星港兩地密切的資本和人員交流。

南洋人「赴港謀業」，不僅謀商，也謀仕途。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之路，也是南洋人赴港再北上的路。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伍廷芳，就是從南洋的馬六甲來到香港，在香港做執政大律師和首位華人太平紳士，因南洋和香港同屬英殖民地，生於南洋發跡於香港的伍廷芳，在東西之間遊刃有餘，他以香港為跳板，進一步北上作李鴻章幕僚，成為晚清外交主力，一直影響到民國初年。

香港最有名的新加坡人，大概是蔡瀾這位香江文化才子。長期在香港發展的蔡瀾，他的新加坡人身份幾乎已被人們遺忘。蔡瀾講粵語，做香港各大美食節目和談話節目，已經成為香港人的代表，似乎沒有人會記得，他是個地道的新加坡潮州人。在以內地的上海、江浙、廣東等地南來精英為主要構成的香港知識份子圈，蔡瀾代表了香港文化界的另一股人才流，即南洋華人。今日，新加坡的知識精英和文化領袖，也依然選擇香港作為發展地，本籍新加坡的邁克， 以機智而辛辣的筆鋒，亦詼諧亦刻薄地寫活了通俗、飲食、情色、兩性，還以廣東話和流行語入文，出版了《坦白說，親愛的》、《狐狸尾巴》、《吹皺一池春水》、《我看見的你是我自己》等廣受歡迎的作品，成為又一獨具特色的香港作家。

新加坡文化人選擇赴港發展，首先在於新加坡種族多元、華語式微，在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發展方面欠缺土壤，也在於政府不斷英語化的語言政策和嚴格控制言論的治理方式，使得新加坡難以有天然的文化優勢，過多人為的製造設計。與此相比，香港輿論自由，各種思想流派自由碰撞、火花不斷，加上精英集聚，人才輩出，以及市場化的創作環境，對新加坡人「赴港發展」產生了吸引力。

那麼，「離港下星洲」又是怎樣一番體驗？ 香港作家劉以鬯的星洲之路或許可以給予我們啟發。如果對劉以鬯和他的小說《酒徒》不了解，那就去看王家衛的《花樣年華》和《2046》吧。周慕雲就是小說《酒徒》的主人公，《酒徒》則是劉以鬯的半自傳小說，記錄了他離港赴星洲五年的際遇，這些對星洲的記載成就了劉以鬯，從此真正確立了他香港代表作家的地位，星洲之旅是他作為一個香港作家的創作巔峰。上海人劉以鬯，因內地時局所逼，被迫南來香港，然而在香港的劉以鬯卻鬱鬱不得志，漂泊無所依，因人際不合，憤而離港，1952年至1957年，轉而南下新加坡謀求發展，卻沒想到遭遇事業更大的打擊，在新加坡和吉隆玻等地辦的幾份報紙，皆以失敗告終。劉以鬯在新加坡感受到了「真切的孤獨」，常常光顧新加坡各大舞廳，這段經歷也就是周慕雲的原型。就是在這段時間，劉以鬯創作的華語文學為新加坡和南洋文學留下一筆豐富遺產，他創作的《星嘉坡故事》、《蕉風椰雨》、《熱帶風雨》等，結合當地福建話、潮州話、粵語和馬來語，創作出南洋文學的獨特語言，客屬總會、金陵大飯店和中岜魯等新加坡地名，也常出現在其作品中，化作新加坡的風景。在星洲，劉以鬯與原是舞女的太太羅佩雲相識恩愛，1957年與太太一起離星返港，從此定居香港，結束了上海/重慶/香港/新加坡的16年漂泊生活，成為香港作家。星洲對港人來說是一段旅途，終要再次歸港，將香港這個漂泊的離島，變為歸屬。

另一段「下星洲」的軼事，是金庸先生從香港南來新加坡辦報，一方面擴大了查良鏞的報業版圖，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金庸的另一部新武俠小說《笑傲江湖》，事實上，金庸創作手稿大部分已經難以尋覓，卻唯獨在新加坡的老報人手中發現了珍貴手稿。1967年，查良鏞與新馬商人合作創立《新明日報》，後來又分設「新版」和「馬版」，在副刊和小說版面上，港、新、馬三地一致，同時發行，星港在報業傳媒領域被金庸納入同步發展，《新明日報》也很快躋身新加坡銷量最多的報紙行列。而為了推動《新明日報》的發行，金庸得地為其創作了新武俠小說，讓沒有知名度的報紙可以現有一個讀者群，將經營維持下去。於是在《新明日報》創刊后，金庸特地寫了《笑傲江湖》，成為日報亮點，當時的情況是，追這部連載小說的金庸迷，只能在這份新加坡的《新明日報》上先讀到最新章節，而遠在香港的《明報》只有一兩天后才能讀到。金庸還把在香港寫好的《笑傲江湖》原稿空運到新加坡，來到新加坡后，就在新加坡的《新明日報》編輯室續寫《笑傲江湖》。《笑傲江湖》珍貴原稿在新加坡的保存，讓金庸與新加坡聯繫，也讓彼時作為世界華人文化中心的傳奇香港，通過金庸的武俠世界和遼闊江湖，與新加坡一道構成華人的想象共同體。

新加坡這種「星洲之旅」的屬性，在當代文化藝術領域同樣存在，香港藝術節執行總監何嘉坤(Tisa Ho)在2006年回港之前，一直擔任新加坡藝術節總監。如今已北上北京發展的香港藝術家謝克，也曾在新加坡開展藝術事業，曾投資新加坡藝術博覽會，並在新加坡專做代理中國藝術的畫廊。可以說，星洲啟發了香港，在新加坡的見聞經歷，極大影響了離星或返港後的定位。但對於藝術和文化創作者而言，特別是在華語世界裏，新加坡是一段旅程，香港則多了逐夢的期待。

東方雙珠：星港歷程

新加坡與香港，從歷史上的星洲和香港，演變為今天新加坡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，是中新關係的一部分。兩地間互相比較競爭的狀態，在1900年的香港報刊已有記載。1923年新加坡日本人的《新嘉坡概要》中，也記錄了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的商貿關係，當時已有日本商船往來兩地。

有趣的是，關於星港雙城的關係，人們常常拿之與上海一起論述，三城之間形成三角關係：上海依戀香港，因為香港有上海渴望的「洋派」、「殖民地史」，根源於上海的「租借情結」；香港對新加坡有情懷，羡慕其獨立主權國家身份，根源於香港的「港英情結」；新加坡嚮往上海，因為新加坡希望像上海一樣，在一個大國內做經濟領頭羊，有大國保駕護航，就不必擔心自身是否有天會不存在。

香港的崛起，因之背靠龐大中國，香港的衰敗，也由中國起決定因素。香港需要中國，也渴望擺脫中國，在這個悖論中掙紮。而新加坡經濟靠中國，政治靠美國，更懂得如何在大國之間平衡和遊走，在夾縫中獲得所需，更加實用主義。因而有媒體評論，新加坡對中國的瞭解，比香港更全面、理解更深。而另一方面，新加坡又與臺灣關係和睦，同時與中國大陸和臺灣交好，因而汪辜會談、席馬會等兩岸里程碑式會面，均由新加坡一手促成，在與兩岸交往和對外關係方面，新加坡比香港更遊刃有餘。

的確，星港兩地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，十分有可比性。兩地都與大陸隔著一條淺水海峽，島嶼與大陸腹地僅一岸之隔，香港島與中國大陸的廣東依深圳河相望，新加坡島與馬來西亞腹地隔柔佛海峽對望。兩個島嶼與大陸腹地的關係，始終纏繞著兩地的命運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過短期合併期，很快就各自分離，兩國一度關係緊張，在水域、島嶼等領土資源方面均存在爭執。而香港則受益於中國大陸，一度從大陸獲得人才、資金、資源，也獲得了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。一個幽默的比喻或許能直觀地講述兩地與內陸的關係：如果說香港嫁給了中國，那麼新加坡就是與馬來西亞維持過一段短暫婚姻後離異，至今單身。

星港都曾是英國的東方殖民地，如果香港是東方明珠，新加坡就是東方直布羅陀，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。英國殖民史對星港都意義巨大，可以說奠基了兩地的骨骼靈魂。新加坡的殖民史比香港提前，1819年成為英國殖民地，1959年獲得自治。19世紀的新加坡，一度作為海峽殖民地，清政府稱「海門」，包括「三州府」，即「嚦」（新加坡）、「嶼」（檳榔嶼）、「甲」（馬六甲），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，包括首任領事胡璿澤「黃埔先生」和著名外交家黃遵憲。香港則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成為英國殖民地，殖民地身份一直持續到1997年。兩地的英國殖民史都有近150年歷史。奇妙的是，英國在兩地的統治模式非常相似，從一開始，英國就將新加坡和香港視為同一體系，連管理者都是互通的，金文泰（Sir. Cecil Clementi）和柏立基 （Sir Robert Brown Black）兩位，就在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都當過總督。金文泰1925-1930年做香港總督，接著於1930-1934年在新加坡作海峽殖民地總督；柏立基於1952-1955年在香港輔政司工作，1955-1957年任新加坡總督一職，接著又於1958-1964年任香港總督。星港兩地相互引入制度，金文泰在海峽殖民地時，效仿香港做法，委任華人為非官守議員。柏立基在香港時，則效仿新加坡做法，實行公務員本地化，提升本地人擔任政府高層職位。英國為星港留下了寶貴遺產，制度的保留是日後兩地發展的基礎。星港也都曾在1942-1945年被日本佔領，即香港的「日治時期」和新加坡的「昭南時期」。作為華人為主之地，即使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和香港，華人都遭遇了重大劫難，特別是新加坡華人，經歷過日軍大屠殺，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李光耀日後在新加坡的治國之道，新加坡華人也加入抗日洪流中，為中國抗戰做出很大貢獻。

以華人為主流的社會結構，是星港產生密切互動的另一基石。香港華人占比94%，新加坡華人比例是74%，其餘為馬來和印度等少數族裔。香港絕大多數是華人，大部分原籍廣東，粵語是香港通用語言。歷史上，除了原籍廣東的人口外，還有大量內地特別是上海江浙等地南下移民，多是內地大資本家、社會精英、知識份子，他們融入了香港，講粵語，保持使用繁體中文至今，為香港帶來優質資源。新加坡則是個比香港更種族多元的社會，華人從一開始就是以外來移民的身份，從中國一路下南洋，客居到以馬來人為原住民的地方，與馬來原住民、印度移民、混血、殖民地白人混居，所以這裏的華人相比香港，更加適應多元社會。而即使華人內部，也並非單一，反而相當複雜，閩南人居多，還有潮州、廣府、客家、海南、土生華人岜岜娘惹等，互相無法融合，彼此語言不通，各持原鄉方言習俗，依據籍貫形成林立的幫派衝突不斷，又多是中國南方破產農民被迫離鄉南來做苦力，直到建國後推行華語和簡體字，才實現語言統一。因此從人力資源上來看，起初的新加坡並沒有香港的優勢，在如此多元而缺少資源的情況下建國，非常艱難，但另一方面，新加坡的發展，也得益於其多元化。

都是亞洲國際都市的星港，都有天然良港、國際金融中心。但兩地發展國際都市的途徑，卻並不相同。香港人口在700萬餘人規模，許多香港人因歷史原因，擁有外國國籍，即英國，以及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國等國籍，因而「香港人」的概念，以居住地和語言為主，並非國籍區別。相比，新加坡保持500萬餘人規模，其中，新加坡國民占300多萬，永久居民50萬，其餘163萬都是外籍居民，外來人口比例很重，近40%人口都是非本國國民。但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感很高，受強勢的國民教育所賜，新加坡人愛國情懷高漲，這點從每年的國慶大聯歡中可見一斑，新加坡人穿著象徵愛國的紅色上衣，對李光耀等強人政治家高度崇拜，李光耀國葬上，新加坡人成群結隊去吊唁，足以顯示新加坡人的愛國之情，這一點和香港形成極大反差，香港的國家意識較低，身份認同更多存在於語言和文化的概念上。新加坡人均GDP高於香港，世界排名第7位，香港是第17位。雖然兩地都以服務業為主，但香港的服務業產業比重高於新加坡，占93%，而新加坡的服務業占75%，這是因為新加坡擁有自己占比25%的工業和製造業。

生活在別處：差距擴大的星港

二戰後，新加坡和香港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，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同時登上「亞洲四小龍」舞臺，但當香港為最自由經濟體、自由主義社會自豪時，新加坡卻成為「儒家資本主義」、「家長制」、「一黨專制」的代表。中國抗戰和內戰，導致中國內地資金和人才轉移香港，冷戰、對華封鎖、朝鮮戰爭等背景下，香港成為通往中國的唯一開放口岸，相比中國內地亂局和臺海兩岸緊張關係，香港是個政治穩定經濟自由的自由港，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，在捲土重來的英國人的統治下，香港利用地理和時代優勢，追求自由主義和放任式資本主義，財富快速積累，迎來了香港黃金時期。但戰後的新加坡，局勢卻非常緊張，可謂內憂外患，捲土重來的英國人勢力大不如前，本土獨立運動崛起，英國不斷讓渡權力，到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；另一方面，周邊東南亞國家局勢十分緊張，冷戰下，馬來亞共產黨強勁，比鄰的印尼和馬來西亞因馬來西亞聯邦成立而形成對峙，1963-1965年印尼出臺「粉碎馬來西亞」計畫，與馬來西亞合併的新加坡是非危險，被東南亞穆斯林國家包圍的新加坡，被李光耀稱為「東南亞的以色列」，新加坡華人是東方猶太人，可謂穆斯林國中的孤島，而1965年從馬來西亞脫離後的新加坡，更加無所依託，生存問題十分嚴峻，因而李光耀評價香港說，他羡慕香港有中國做國防靠山，不必把錢花在國防上，從60年代起，新加坡卻不得不把國防作為財政支出的首選，香港就不必有這樣的後顧之憂。在社會內部，新加坡種族矛盾激烈，爆發了種族衝突，所以建國初的新加坡，最大問題是國防與生存問題，這是彼時的香港所沒有的負擔。

香港在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，人口劇增，房地產、金融、港口貿易發達，政府支持經濟自由競爭，儘管政府組建了公屋制度和低住保障，但自由放任的地產市場，住房難以保障，香港貧富差距擴大，住房條件惡劣。依賴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，以及作為唯一自由港的中國通道，香港很快賺取了紅利，依靠這種「中轉」地位和買辦模式，利用了時代機遇，但也沒有了屬於自己的實體經濟。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，汲取了英國留下的制度精華，但也沒有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和成熟的黨派政治，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，讓位於自由經濟。新加坡則在李光耀治理下，排除異黨，實行人民行動黨（PAP）一黨獨大，將一切納入政府規劃中，政府力量強大，民間和市場的自由性被遏制。一建國，政府就成立了經濟發展局（EDB）、建屋發展局（HDB）、新加坡發展局以及裕廊公司，分別負責對外招商引資、嚴格滿足住房保障的政府公屋、西部裕廊工業園，發展本土實體製造業。新加坡走上四小龍之路，可謂政府一手規劃打造，每一步都精心設計，充分瞭解自己的優劣勢，有針對性地發展自身。而香港則顯得更加自然，或者自由，依靠既得利益，即英國統治和大陸帶來的豐富資源，還有時代東風，即冷戰下封閉中國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峙，香港是這兩者間唯一的溝通管道，掌握了壟斷優勢。

這種發展模式持續至今，在時代的巨大變化下，這種模式開始顯露了各自的特點，導致星港兩地的差異越來越大。香港曾經的時代東風不再，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打開國門，走向崛起，香港昔日作為中國對外通道的唯一性和壟斷性逐漸消失，這種隨機的優勢一旦失去，就暴露了香港在自身實體積累上的缺陷，內地廉價勞動力和外貿紅利不再，而香港卻沒有專屬的製造業和實體經濟可以代替，放任式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質，開始守住房地產市場賺取不動產利益，這種非生產性、吃老本的經濟，帶來嚴重後果，香港貧富差距尖銳，居民幸福感低。針對此，李光耀曾公開批評李嘉誠，指責香港富人經營地產的行為是缺乏長遠眼光和創新精神，只想隨大流在最賺錢的領域賺一把了事。除了房地產，香港這座城市拿不出什麼有價值的產品和國際格局。他認為香港富人的後代們，儘管手握優質資源，接受良好教育，卻選擇待在房地產這個舒適區，不願在新領域嘗試和拓展，更不敢冒風險。自由化經濟，也導致了香港政府力量薄弱，港英政府不再後，長期自由化的香港社會開始爆發尖銳矛盾，小政府越來越難以調度大社會，近年不斷爆發社會衝突。

但中國崛起大背景下的今天，新加坡逐漸從昔日的積累中獲利，優勢也越來越明顯。首先建國初期積累的以裕廊工業園為代表的製造業和工業，讓新加坡經濟不受制於服務、金融等單一產業，在今天發展高科技產業、附加值產品生產中，擁有基礎。另一方面，新加坡比香港更善於和中國打交道，如果中國崛起讓香港昔日優勢不再，那麼新加坡就將中國崛起視為一次重大發展機遇，千方百計希望搭上中國這趟經濟快車，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僑民經濟和文化共通這些優勢。如今新加坡已成為中國最大投資來源國，政治體制上也與中國有相似之處，新加坡長期為中國培養公務員，發展市長班，近日總理李顯龍訪華表示新加坡又要搭上「一帶一路」的快車。

星港經濟關係十分密切，彼此互為第五大貿易夥伴。2016年雙方貿易總值達640億新幣。其中香港是新加坡的第三大投資目的地，對港投資530億新幣，新加坡是香港的第6大投資目的地，對新投資達480億新幣。儘管經濟密切，政治關係卻頗為微妙。李光耀曾多次訪問香港，多次表達對港看法，李光耀的許多言論和對香港的評價，都在香港不受歡迎，一如他一直以來的許多言論，大膽、爭議性而務實，他對香港的評價，似乎具有某種預言效果，今日的很多問題，都能從他對香港的評論中找到。李光耀令香港人印象最深刻的，莫過於1992年訪港時在新聞發佈會上大膽又堅決的評論，令一旁的末代港獨彭定康十分尷尬。他說：「我從不相信民主能帶來進步，它帶來了退化。英國從未在香港實行一人一票制，民主只會誤導。」這番言論令現場觀眾一片嘩然。李光耀對香港末代港獨彭定康搞得政改態度悲觀，他評論：「中國政府將制止任何試圖建立分離、民主香港的嘗試，無論是支持香港還是壓制香港，對中國來說都不太費力，務實的香港人一定知道，誰才是真正的老闆。」李光耀一系列對香港的評論，在香港引起反感：2000年李光耀在香港中文大學被授予榮譽博士，引發香港學生抗議；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，李顯龍在南洋理工大學演講時公開表示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，在香港引來網上一片罵聲；2015年6月，新加坡學生餘澎杉上載批判李光耀的影片，被新加坡政府送入精神病院，此事引發香港學生前往新加坡駐香港領事館情願求釋放。但李光耀對香港的態度，頗耐人尋味，1989年六四風波，李光耀表達了對中國政府的支持態度，但同時也向香港提供了2.5萬移民配額。他理解香港，卻並不同情，他知曉人情冷暖，卻保持現實主義的冷酷，一如他1992年新聞會上說的最後一句話：「香港本應擁有民主，然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們往往得不到我們應得的。」

The End

系列文章《香港/新加坡：星港双城特辑》于2017年11月首次出版于台湾《 Art Plus》杂志。点击阅读特辑介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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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bey Laura San，创意写作人，通过对文学、哲学和美学的探索，寻找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，创办个人创意写作与设计网站www.abbeylaurasan.strikingly.com,以「城市惊奇」、「艺术庭院」、「工作颂歌」、「时装笔记」、「生活编辑室」和「人间灵感指南」六大模块拓展生活的无限可能，散文集《春色流年》正在发售中。发邮件到SHEN0125@e.ntu.edu.sg与她聊聊吧。